2025年10月，外國學者在《Environmental Health》（中科院醫(yī)學2區(qū)，IF=5.9）發(fā)表標題為：“First trimester urine glyphosate concentrations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nulliparas: a nested case-control study”的研究論文。

背景：妊娠期環(huán)境暴露（例如農(nóng)藥）與多種不良妊娠結局相關，包括流產(chǎn)和早產(chǎn)。然而，它們與妊娠期糖尿?。℅DM）的關系尚不確定。本研究旨在分析妊娠早期尿液除草劑濃度與GDM的關聯(lián)。

方法：本研究是對初產(chǎn)婦妊娠結局研究——監(jiān)測準媽媽（nuMoM2b）研究進行的巢式病例對照分析。該研究納入了美國中西部三個研究中心的參與者。我們根據(jù)參與者是否發(fā)生GDM進行分析。尿液除草劑濃度處于上四分位數(shù)是關注的暴露因素。為評估妊娠早期尿液草甘膦及其代謝物與GDM的關聯(lián)，我們使用條件Logistic回歸進行匹配對模型。為檢驗除草劑與GDM的關聯(lián)是否受BMI影響，模型中納入了除草劑（二分變量）*BMI的交互項。

結果：118例發(fā)生GDM的nuMoM2b參與者與118例隨機選擇的、無不良妊娠結局的年齡匹配對照進行匹配。GDM患者中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例較低（26.3% vs. 40.7%；p = 0.02），平均BMI較高（30.7 ± 8.3 vs. 26.1 ± 6.3；p < 0.01），大學畢業(yè)比例較低（55.1% vs. 72.0%；p = 0.007）。93.6%的可分析樣本中草甘膦濃度高于檢測限。在匹配對模型的校正條件Logistic回歸中，草甘膦濃度處于上四分位數(shù)的參與者發(fā)生GDM的幾率顯著更高（OR 3.27，95% CI 1.04-10.3），與BMI交互作用的OR為1.23（95% CI 1.02-1.47）。與BMI < 25 kg/m2的參與者相比，肥胖（BMI ≥ 30 kg/m2）參與者發(fā)生GDM的校正比值比升高（OR 8.52，95% CI 1.27-57.2）。

結論：妊娠早期尿液草甘膦濃度與GDM發(fā)生相關，且該關聯(lián)強度隨BMI增加而增強。

表1顯示了GDM患者和對照組的人口統(tǒng)計學特征。

在236名參與者中，獲得了234份草甘膦樣本、233份甲基膦酸（AMPA）樣本和235份3-[羥基(甲基)膦?；鵠丙酸（MPPA）樣本的有效除草劑濃度結果（表2）。所有研究的尿液樣本中均未發(fā)現(xiàn)草膦。經(jīng)比重校正的草甘膦濃度在93.6%的參與者中高于檢測限（LOD）。使用限制性立方樣條，草甘膦的OR在0.4左右趨于平坦，這近似于所使用的上四分位數(shù)閾值濃度值0.41 μg/L（表2）。草甘膦的可定量濃度范圍為0.0005–3.486 μg/L。AMPA在99.6%的樣本中高于LOD，上四分位數(shù)截斷值為0.53 μg/L，可定量濃度范圍為0.243至35.202 μg/L。MPPA在13.6%的樣本中高于LOD，上四分位數(shù)閾值為0.00 μg/L，可定量范圍為0.066–1.704 μg/L。

表2顯示了病例和對照組之間經(jīng)對數(shù)轉換、比重校正的分析物濃度中位數(shù)的比較。補充圖2顯示了草甘膦、AMPA和MPPA濃度分布的直方圖，呈現(xiàn)左偏分布?；加泻臀椿加蠫DM的參與者之間，草甘膦或AMPA的中位濃度沒有差異。注意到MPPA存在顯著差異，但僅有13.6%的參與者其值高于LOD，因此這并無臨床相關性。30名（25.9%）GDM患者的草甘膦濃度處于上四分位數(shù)，而非GDM患者中這一比例為24.6%（p=0.82）。25名（21.4%）GDM患者的AMPA濃度處于上四分位數(shù)，而非GDM患者中為28.2%（p=0.23）。10名（8.6%）GDM患者的MPPA濃度處于上四分位數(shù)，而非GDM患者中為18.6%（p=0.02）。

按肥胖診斷分層的、高草甘膦濃度參與者中GDM病例的分布呈現(xiàn)在表3中。幾乎所有（90%）同時患有肥胖和草甘膦濃度高的個體都被診斷為GDM。與不肥胖且草甘膦濃度較低的個體相比，其患GDM的風險顯著升高，但置信區(qū)間較寬（RR 48.37，95% CI 4.33–540.24）。草甘膦（上四分位數(shù)）與BMI的粗略交互作用p值為0.008。草甘膦作為連續(xù)變量與BMI的交互作用p值為0.02。以下分析使用草甘膦的上四分位數(shù)作為暴露因素，因為這可能在臨床上更有用。

在匹配對模型的校正條件Logistic回歸中，當包含交互項時，草甘膦濃度處于上四分位數(shù)的參與者發(fā)生GDM的幾率顯著更高（比值比[OR] 3.27，95%置信區(qū)間[CI] 1.04–10.3，表4），且交互作用的OR（例如，BMI以30 kg/m2為中心時）為1.23（95% CI 1.02–1.47）。在模型中，較高的孕齡與較低的GDM幾率相關（OR 0.81，95% CI 0.68–0.98），而曾有吸煙史與較高的GDM幾率相關（OR 2.89，95% CI 1.08–7.73）。此外，與在冬季受孕的nuMoM2b妊娠相比，在春季（OR 0.36，95% CI 0.14–0.95）或夏季（OR 0.27，95% CI 0.09–0.79）受孕與處于GDM組的幾率較低相關。補充表2顯示了AMPA和MPPA的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，兩個主效應模型均與GDM無關。然而，AMPA（草甘膦的一種代謝物）與BMI的交互作用顯著（p=0.02），表明BMI是AMPA升高風險的一個效應修飾因子。按每個BMI中心值計算的、由AMPA升高導致的GDM校正OR顯示風險增加，然而，這些比值比僅在BMI為39 kg/m2或更高時才顯著。與種族、季節(jié)和年齡的交互作用不顯著（p值分別為0.93、0.96和0.99）。MPPA與BMI的交互作用不顯著。

補充表3和圖1顯示了在不同BMI中心值水平上，高草甘膦組交互作用對GDM的校正OR。對于BMI值≥30 kg/m2的個體，草甘膦濃度升高者處于GDM組的校正幾率增加，盡管置信區(qū)間變寬。將BMI作為分類變量，與體重過輕和正常體重參與者合并組相比，超重參與者（BMI 25–29.9 kg/m2）發(fā)生GDM的校正幾率未升高（OR 1.00，95% CI 0.18–5.46），但肥胖BMI（≥30 kg/m2）參與者發(fā)生GDM的幾率升高（OR 8.52，95% CI 1.27–57.2）。

P: 美國中西部三個中心的初產(chǎn)婦。

I: 妊娠早期尿液中的高濃度草甘膦（上四分位數(shù)）。

C: 妊娠早期尿液草甘膦濃度較低的初產(chǎn)婦。

O：妊娠期糖尿病的發(fā)生。

S: 基于前瞻性隊列的巢式病例對照研究。

本研究采用巢式病例對照設計，通過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妊娠早期尿液草甘膦濃度與妊娠期糖尿病（GDM）的關聯(lián)。研究將草甘膦濃度按上四分位數(shù)二分類化，并在模型中納入草甘膦與BMI的交互項，同時調整種族、年齡、吸煙史、受孕季節(jié)、教育水平和保險類型等協(xié)變量。結果顯示，高草甘膦濃度顯著增加GDM風險（OR=3.27），且該關聯(lián)在BMI較高個體中更強（交互作用OR=1.23）。所有統(tǒng)計分析使用SAS 9.4完成，顯著性水平設定為p<0.05。

Haas DM, Moss K, Faysal H, Yee LM, Silver RM, Grobman WA. First trimester urine glyphosate concentrations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nulliparas: a nested case-control study. Environ Health. 2025 Oct 7;24(1):71.